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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学制最长，书本最厚，被称为“大学所有专业里性价比最高的专业。”
如果要问谁感触最深，那一定就是他了，颜福庆。
医者仁心，今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几所国内知名医院的前身都由他亲手创办,还记得那个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汤非凡吗，他就由此毕业。
颜福庆，这个名字牵动的，是不平凡的一生。
他出生在基督教牧师家庭。8岁被过继给伯父颜永京。颜永京是什么人？
教会教育界公认的华人领袖，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
在伯父的资助下，颜福庆先后就读圣约翰中学和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
当时来此念书的多为政商名流后代或富家子弟。
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体弱多病，颜福庆从小就确立了学医救人的梦想。
毕业后，颜福庆成了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本土西医，志愿到南非担任矿医，为开矿的华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无数华工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想赚钱只得在这继续卖命。
颜福庆感同身受，又觉无能为力，他决定进修。
1906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了25名新生，颜福庆是唯一一个黄种人，也是后来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10年，颜福庆到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当时的开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整整五年，医院都只有他一名医生。
当时，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普遍不为人们所接受，人们生了病也只是自己在家治疗护理。即使诊费明显低于中医，问诊的人也寥寥无几。
但主刀外科手术的颜福庆，却凭着一张中国面孔，逐渐得到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尊重。
他甚至开始被邀请到家里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频频邀他开讲座，为学生讲解医学知识。
因为西药见效快，诊费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但随着西医站稳脚跟，教会医院的收费也逐渐攀升。
新的事物要想盈利，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人们的消费习惯。
很快就出现了看病贵的问题。那时流行病传染病肆虐，老百姓只得求助于“江湖医生”。
颜福庆想：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办一所医学院，自己培养医学生。
恰逢教会医学院和医学校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颜福庆抓住了这个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湖南都督谭延闿（kai）患上大叶性肺炎，高烧多日，但经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然高达四十度。
谭延闿一直信奉传统中医，他请来了颜福庆为自己看诊，结果颜福庆询问了病史，量了个体温，给他开了些西药就告辞了。
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颜福庆提出的与湖南省政府合作开办西式医学院的想法也得到了谭都督的鼎力支持。
虽然颜福庆在很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到，“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一个医学常识”。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后，校长颜福庆到处演讲鼓励大家学医。
“做医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来找你的人都很穷，对这样的人，你必须有爱心，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忙。”
他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为了跟上国际医学步伐采取全英文授课、提高录取分数，即使如此，报名的学生仍然很多。
湘雅医学校的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七十，汤非凡、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吴绍清、高镜朗、应元岳这些我国众多一流医学专家都从这里毕业。
在颜福庆的带领下，雅礼医学校公开宣讲了第一堂人体解剖课，吸引力整座长沙城的人民围观。
解剖前，老师带领全体同学，面对遗体深深的鞠了一躬。
为了将西医大众化、中国化，雅礼医学院成立当年，颜福庆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将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到今天，中华医学会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医学团体。
1926年，北伐战火蔓延，加上长沙强烈的反外来人口情绪，颜福庆不得不逃离这个他服务了十七年的土地。
这一年，颜福庆四十五岁。
一年后，颜福庆受邀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上海设立医学院。
他租下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让学生在提高医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帮老百姓看病，还为医院制定了“病人至上”的院训。
为了对付致命的痨病，颜福庆在圣约翰的富二代校友叶子衡也被劝说，捐出了自己的花园当做结核病医院。
就这样，颜福庆每天坐在电车的末尾、拿着算盘、穿着单衣，手上一个包一个账本，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卫生界的当权人，只为筹集资金，建立和美国同等水平的医事中心。
除了筹建医学院，这位仁医还想做更大的事，他要完善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建立公共卫生防疫系统。
他亲自设计、讲授医学院公共卫生课，安排本科学生去公共卫生实习。
在中山医院，病房分为特等、二等和普通，颜福庆，是想用富人的钱来为穷人看病。
1928年，颜福庆在吴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试验区，医学生下乡为当地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宣传，疫病预防和妇女保健，为中小新生进行体格检查，建造新式厕所。
在颜福庆看来，合理预防比治病更重要，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学医是为了救人，无奈一己之力过于微薄，颜福庆潜心创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他曾经为医学预科生做过一场演讲，“我想与诸位谈谈学医的目的，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
那晚，负责记录的医学预科生，在这番演讲的激励下，考入上海医学院，一辈子坚守在医疗教育和公共卫生学研究领域，创建了中国劳动卫生学科，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职业卫生学之父”。
他的确只有一己之力，但却让一己之力，有了更多人接力。
1949年，上海医学院被接管，颜福庆把董事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政府。不仅没有退休，还支持新上任领导的工作。然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每天，他都带着一身的唾沫和墨汁回家，用热水把身体擦干净，喝杯茶安慰着家人。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自杀？”颜福庆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我不会自杀。”
他被禁足，因支气管炎呼吸困难被送到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时，却被拒之门外，连一个氧气筒都不借。
1970年冬天，没人看到平常会出门的颜福庆。他住的房子周围的墙塌了，周围的孩子们赶着看热闹，88岁的老人就这样倒下了。
他捐赠遗体的想法没能实现，却实现了自己一生的训诫：“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资料来源：上海纪实纪录片《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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